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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标‖苏东坡在岭南

岭南有幸,接纳了一位全国知名的大文豪苏东坡。从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角度探究,他绝对算得上是其中的卓越人物。散文,词,诗,书法,画,他留下了太多的经典,以致后朝都在仰望,民间更是传送近千年。中年过后的他走过的地方很多,晚年在岭南的六年时间,他把自己的精神倾注在苍翠的大地,使岭南的文化增色不少。

宋朝从建国之初就希望用文官来统治国家,连宋太祖登基之时也立誓不杀士大夫和议论国事者,所以宋朝本质上实行的是真正的文官政治。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北宋时期的文化和经济到达到空前繁荣的境地。这样的制度使当时的官员多是儒者,而他们之间的争端有时就成为君子之争。如王安石和司马光,既是从政者又是杰出的人文学者。在朝堂上他们互相对立,各不相让,但私下他们惺惺相惜,从不落井下石。王安石的逝世令病重的司马光下令厚葬,相信司马光如果先去王安石也不会无动于衷。

苏东坡被贬放逐有两次,一次是黄州,一次是岭南。这里的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但离不开受文坛污蔑和官场的牵连、倾轧。比如“乌台诗狱”案中,一群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的诗句中映射着对政府和皇帝的不敬。他们开始在苏轼的诗句中不断地挑刺找茬。苏东坡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是对皇帝不敬;一首牡丹诗作者感叹牡丹的种类繁多,是暗喻当时有太多的税种------凡此种种,苏东坡在受到四个月二十天牢狱后,被放逐到黄州。文明的脆弱就这样见证一位文坛上顶级的大师被文格低劣的小人牵着去丢人!

苏东坡被放逐岭南的第一站是惠州。从北方一路南下,南国的风光让他耳目一新,很快就使他忘记的过去的屈辱,并开始在山间溪畔结识高僧,老道,足之所至,题词作诗,亦不寂寞。

抵达惠州的苏东坡没有黄州时“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朝气,也对政治没有太多的眷恋,他眼中多了对白水山和罗浮山风景的着迷。“岭南万户皆春色”写的虽是酒,却是他对惠州的山水关爱有加。正在回归一种平和安逸的态度中的苏东坡,听说黄州的老朋友陈慥要从汉口来惠州看他,给朋友回信说:来此半年,已服水土,一心无挂虑,因为已经乐天知命。

是的,他很疲惫,也很孤独,已过大半辈子的苏轼,经历了官场的沉浮。也许已经觉得有些困扰自己问题的是文章诗句,正如他的弟弟苏辙所言:“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的诗词太好,把别人比得甚至有点狼狈。这在重文轻武的国度难免引起别人的嫉妒,也许正是如此有些文人在背后偷偷地把他推到一个尴尬的境地。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写这首诗时他在四十四岁到四十八岁之间,正处于风华正茂,大有可为的岁月。离密州出猎的人生也仅仅相距十几年,现在的他已经五十多,从北方走来,一路上他没有看到熟悉的面孔,这种孤独已经彻底萦绕在他的身旁。作为千年的大文豪,按常理,周围的人应该小心地保护他,瞻仰他。恰恰相反,他之前的经历,不少的人把他视为另类,不断去排斥他,诽谤他,诋毁他。而惠州的山水太娇俏,回应他的又是陌生且虔诚的惠州人。在惠州的他终于获得应有的尊重,文化文明的本位也已经回归,我想已经走向暮年的他,应该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既来之,则安之。已经回归淡泊和清净的苏东坡,无论是诗句还是生活,都已趋于平静。韩愈在《初南食,贻元十八》中,描述“蛤即是虾蟆”“初不下喉,近亦稍稍。”敢于吃田鸡和蟾蜍。苏公却在《丙子重九诗》里提到“邻家馈蛙蛇,”也敢“布樽取醉,”连蛇也没放过。他登上罗浮山,不觉吟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做岭南人。”之后还说“余在南中五年,每食荔枝,几与饭相半。”惠州城中,苏东坡好酒是有名的,但他的酒量又差四五两就醉。每酿新酒总是自我感觉良好,让客人品尝,客人常常是喝得上吐下泻。

这样全国知名的文豪来到惠州,不能把美都给了杭州。苏公为解决惠州人民的行路难在丰湖上集资修建桥,而惠州人就把这丰湖称为惠州西湖。“苏堤玩月,孤山苏迹”不觉就成惠州人纪念苏轼的著名景点。面对惠州人民的热情,苏轼在这里建起的一栋房子,“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看似苏公的余生将在此度过,没想到事情还是发生的转折。

相传他当时的政敌宰相章惇听到他的这首诗,又有新的调令,把苏轼贬谪到更远的海南。

苏东坡在惠州时,当地的官员和百姓依然能有不少人慕名而来和他推杯换盏,使他的生活也不寂寞,甚至有点惬意。以至于他的政敌都有些羡慕。经梧州,过雷州,渡海峡,已经六十高龄的他最终抵达海南,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来到一个文化贫瘠的海南,结局会怎样呢?

“垂老投荒,来日不多。”已经到晚年的苏东坡不再把当政者当作对立的层面。刚刚被贬谪到海南的时候,他环顾一岛四周,有过“四顾真途穷,”的想法。但很快,他便以蚂蚁作寓,“岂知仰俯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来自嘲。正是这种入乡随俗的心态,让他在海南不再迷茫。

这时苏东坡逐渐把自己融入海南,和当地居民共建“桄榔庵”,与当地的黎人交朋友,跟老妪垂髫开玩笑。甚至当起传播文化使者的角色,培养出了海南有史以来第一名进士姜唐佐。《琼台记事录》说:宋苏文忠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凭借着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修养,苏公和周围的人的相处越来越融洽,朋友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悠闲自在。“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天下间没一人不是好人。”把从政者眼中的“炼狱”,过成一个温暖的家。海南俨然成了他的第二个故乡。

海南是不少朝代贬谪官员的流放地,很多被流放的官员还没到海南,就已经崩溃。当一批批的被贬官员蓬头垢发地一次次地感受到四周凌冽的海风,期待着皇帝赦免的时候。苏公已经和岛上的居民打成一片。对比之下,苏东坡无论是曾经的官职还是文化品格的高度都是首屈一指,这种被贬的强烈的反差依然让他保持一种随遇而安的心境。这是一种敞亮而不刺眼心绪,是一种无需在乎别人眼光的从容,是一种不需语言表达的涵养。经历过在黄州,惠州,海南的生活,他已经脱离世俗,拿得起,放得下,这种气度,这种心态,不愧为一代文坛的宗师。这也是苏东坡留给岭南的又一笔宝贵财富。

“他年谁作輿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海南早已做好了长期接受苏公的准备。

苏东坡在自己的晚年,把岭南当作是自己理想的定居之地,是什么缘故呢?我想首先是这里的无甚瘴气,自然风光优美,四季葱郁。二是岭南的人都很和善,给南迁的人更大的体谅和宽容。北宋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迁居岭南,而之后的南宋,南迁的宋人更是络绎不绝,岭南已经成为一个易居之地。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一一零零年六月,朝廷下诏令苏公北返。这时把他贬到岭南的最大政敌章惇,晚年也被流放到雷州,不知道他和北返的苏东坡有没有擦肩而过,哪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总之,苏公已经忘记和他的恩怨,他在给章惇的儿子章援的回信中说道:“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但以往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不错,苏东坡以了悟人生的态度,在六年的时间里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岭南已经撞到他的心灵深处的某一个触点,隐隐约约的他看到一个神秘的庭院,在休息时,不经意间留下流传千古的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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